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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是管人，而管人的根本则是管人心。整部管理学，也必然建立在对“人性”认识的基础之上，认为人性本恶，就会产生重法的管理思想；而认为人性本善，就会产生德治的管理思想。
而马克思主义的管理学，则是将人性视为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，从而将法治和德治也辩证统一起来，从而实现惩恶与扬善的结合。
在辩证法看来，人的本质是物质和精神、肉体和灵魂、身体与心灵的矛盾体，矛盾的一方是“小我”，一方是“大我”，“大我”是“精神的我”，“小我”是“物质的我”，大我求义、求名；小我求欲、求利。如果追求“大我”能成就满足“小我”，人们就会追求“大我”；如果不能，人们就会启动“小我”。所谓以义取利，其本质就是告诉人们如何用“大我”成就满足“小我”。
身无分文，心忧天下。毛泽东则是一个追求“大我”的精神人，是一个追求正义和理想，并为之思考、实践和斗争的社会人，因此，他对党和红军乃至民众的管理思想也正是激发弘扬个体在精神上的“大我”，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，为群体而奉献牺牲的“大我”意识，因此，发挥精神的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色革命由小到大、以弱胜强的胜利法宝。
站在新时代的巅峰回望中国革命，我们可以获得崭新的发现，那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最终取得胜利的同时，也颠覆了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。
第一 ，毛泽东管理学颠覆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，人类并不是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，而是可以成为追求正义和社会责任的“精神人”，精神力量也可以变成物质力量，所以，为了民族和人类的解放，为了追求正义和理想，中国共产党人所带领的工农红军才能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不怕牺牲，前仆后继，无往不胜。 第二 ，毛泽东管理学颠覆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需求固然有层次，但人类的需求层次并不是必须拾阶而上的楼梯，穷人也一样可以凭借着正义、良知和智慧而赢得尊重，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，在毛泽东的团队里，木匠成为英雄、铁匠成长为师长、奴隶变成将军，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但毛泽东的伟大在于，他能让普通的群众变成英雄。 第三 ，工业化初期的泰罗制尽管有其进步的价值，但仍然难以逃脱其时代的局限，就其目的而言，其根本思想在把人变成会说话的机器，也把人当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，是资本奴役劳动的表现形式。而毛泽东在革命中，并没有将战士当成战争的机器，而是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，做解放的主人，将红军塑造为老百姓自己的队伍。
第四 、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、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一种以“率人心、管人心、服人心、得民心”为根本特征的智本管理思想体系在历史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，这对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华民族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，可以被我们运用至个人、组织、机构和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，当然也包括治国和平天下。
信息社会的到来，使得人类社会正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移、从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过渡、从工业文明向智慧文明跨越，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时代，管理学也正在从管人向着管人心、率人心升级换代，即从粗朴的以人为本升级为更为精确的以心为本、以智为本。
因此，我们的企业家们如果能从管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毛泽东，不但会发现一个伟大的管理大师，更能发现东方管理学的伟大之处，即东方管理学是以“解放人”而非“奴役人”为目的，所以，毛泽东才能激活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的“心之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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